关键词：社会 提高 公共 大背景 变化
在公共财政背景下，财政资金审计工作也要在各个方面做出改变，改变一定要切实的执行，不能只是以大嗓门喊叫来敷衍。
一、 关于公共财政的介绍
公共财政可以为市场予以公共服务方面的服务，以及对国家财政予以弥补。它受到公共方面的制约、决定以及规范。就目前而言，市场是需要公共财政的存在，公共财政能够正常运行，就能够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为市场经济提高有利的条件。近几年来，依照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做出了一系列的改变，在工商税务制度方面发生了改变，在分税制度方面发生了改变，在所得税方面发生了改变，在税费制度方面发生了改革，等等。在这些改革中，对于分配的改变，能够促进财政继续增长，而且是稳定的态势。
二、 基于公共财政背景的财政资金审计分析
（一）对总体的变化必须要明确
在同一个级别的财政审计中，必须要与国家的职能保持一致，必须要满足与财务相关的法律变化的要求，必须要满足财税变化的要求，必须要满足财税管理变化的要求。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必须要与预算工作来作为核心，应该是以各部门的预算作为基础，把的采购行为以及收付的行为作为关键点，在向绩效审计工作延展时，必须要有选择性，必须要有重点，对财税工作中的执法行为、对预算的执行以及管理中有一些问题存在的，违反了法律法规，与实际情况不符，工作不够规范以及不够科学合理，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完善公共财政的体系以及管理制度。从而可以增强法律的约束能力，可以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大提高。
对审计工作进行安排，必须要注重改革的关键点。既需要做好财政审计的工作，也需要做到三个方面的改变，以收支的管理作为重点，以的采购作为重点，以对专项的资金进行管理作为重点，以预算的合理分配作为重点，对各个部门的预算工作进行审计；对于退休人员应该在养老方面处理到位，对于下岗职工应该给于技术以及经济上的支持，需要对保障项目的预算进行审计；应该对教育方面的预算进行审计，应该对农业方面的预算进行审计，应该对文化方面的预算进行审计。
在审计工作的执行方面，应该制定长期的计划，做到统筹的安排，在组织方面统一，在计划方面统一，在质量方面统一，在定性方面统一，这样就可以使审计的整体效果达到最大化。在审计工作执行的过程中，应该在审计的时间以及内容上做好统一的安排。要进行全面的审核，同时也要有重点。在审计时，需要有合法性，需要有真实性，而且可以有适当的延伸，这样就可以抓住工作的重点，使审计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二）对预算审计的工作必须要加强
在预算改革中，所具有的特点是多个方面的，对预算的编制进行细化处理，对预算约束进行硬化处理，对预算管理进行规范管理，对预算监督进行强化处理，要做到使预算透明化，要做到使预算的约束力加强。；新旧的审计技术进行有效的结合。在旧的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利用新式的工作方式，进行有效的改革；将各种专业的审计工作进行有效的结合。
改革后的预算工作的规定要具有约束性以及规范化，要细化和透明，全面而又有重点。预算的工作可以从五个方面着手，预算编制必须要细化到每个项目，细化到每个部门；预算工作，必须要严格执行，工作程序必须要科学以及规范；国库对于预算要切实的执行，执行的程序必须要科学以及规范；的采购行为必须要做到公平以及公正；在支付以及执行部分应该加强监督。
（三）积极贯彻落实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的思路
在财政审计的过程中，可以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的思路，它拥有着四个优点：考虑得比较全面；可以把多种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对内在的潜力最大限度的挖掘；选择高效的方法，提高工作的质量；对成果综合利用，使成效大大提高。
考虑得比较全面。。
可以把多种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对内在的潜力最大限度的挖掘。对财政审计的各个环节要有足够的了解，分清重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整合；要善于利用人才以及高科技，尽可能将审计工作的潜力发挥出来。
选择高效的方法，提高工作的质量。在审计的工作中，从全局着眼，将各个因素以及环节进行统筹考虑，可以选择高效的方法；采取高效的方法，就可以减轻任务量，减轻压力，就有利于审计工作的高质量。
对成果综合利用，使成效大大提高。对审计的成果进行综合的考虑，在审计工作的每个环节以及因素进行综合的考虑以及利用，这样就可以使成效得以极大的提高。
（四）与现代的管理观念相适应
公共支出效益是由多方面的统一构成的，宏观与微观的统一，近期与远期的统一。绩效审计有三大要素，效率性、效果性以及经济性。
有三个办法可以做到财政资金的绩效审计工作，选择最低资金耗费的方法，以效益所需要的资金来作为支出效益的评价标准，以有形的成本来对项目进行计算；分析成本的方法，把预期的成本以及效益详细的列出，进行比较，对效益做出评价；分析财务的方法，对财务的运行情况进行分析，从而对支出情况做出评价。
三、 结束语
社会的发展，要求在公共服务方面必须要做出一些令人满意的行为。对于公共财政的管理，审计工作就需要改变，尽量能够适应。
参考文献：
[1]李袁婕.国外公共财政监督制度的特点[J].中国审计，2010，15（23）：216-217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职能,后者强调了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加以研究。财政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发表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财政支出、税收、国债、投资、补贴和出口等七大。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包括财政赤字、财政盈余和预算收支平衡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是运用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支出、减少税收的扩张性财政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投资,从而抵消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财政支出的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关键词：北京市财政科技投入；经济增长；协整分析；因果分析
一、引言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日益取决于其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政科技投入都是全社会科技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地方的财政科技支出更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省属一级财政科技支出作为一种战略性举措，是实现地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前沿阵地。从北京市的情况来看，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之一，科技创新将扮演重要角色。《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北京产业发展要走高端、高效、高辐射之路，提出要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适度发展现代制造业，以科技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就需要加大科技投入，发挥高端技术产业的进步优势，以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北京市财政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明确北京市财政科技投入的贡献率，对北京市提高财政科技投入，加快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单红梅采用广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了我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米传民对江苏省1997～2002年的经费支出、科技人员投入和数据，通过灰色相对关联度分析了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其结论表明经费支出和科技人员投入均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且科技人员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王海鹏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受到长期均衡的影响。在研究的样本期内，发现我国科技投入和GDP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根据协整方程，科技投入变动1%，导致GDP变动1.24%，科技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已有文献研究我国以及各省市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多，而研究财政科技投入的文献还并不多见。由于历史经济数据往往是不平稳的，为了避免因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所带来的伪回归问题，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北京市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在变量的选取过程中，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因素。最终选择1994～2006年北京市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被解释变量，选择同期的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GS）作为衡量北京市财政科技投入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考虑到价格因素对时间序列的影响，对所有的数据经物价指数P进行调整。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简单的处理之后，在进行实证分析的之前，还应对其进行自然对数化处理，这样处理首先是为了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其次可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且这种变换不会影响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在下面的分析中，分别用LGDP、LGS代表自然对数化以后的北京市GDP总量、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总量。
（二）分析方法
在考察变量间的关系时，一般的做法是根据现有的样本资料建立比较合适的回归方程，一个常用的计量分析方法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但OLS方法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变量的平稳性基础上的。如果变量是含单位根的非平稳过程，则基于OLS方法做出的常规统计推断很可能是错误的。在进行传统的回归分析时，要求所用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否则会产生“伪回归”问题。然而，现实中的经济时间序列通常都是非平稳的，破坏了平稳性的假定，为了使回归有意义，可以对其实行平稳化。常用的方法是对水平序列进行差分，然后用差分序列进行回归，但这样做的结果忽视了水平序列所包含的有用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分析问题来说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长期均衡关系的有效方法。为了研究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对GDP的影响。首先，应该明确所研究的对象（时间序列数据）是不是平稳时间序列，如果不是，那就不能用平稳时间序列的一系列理论进行分析；其次，若所研究的对象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且单整阶数相同时，更深一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若二者协整，那么即使二者不是平稳时间序列，序列间仍然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最后，若经过单位根及协整检验后，满足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前提，就可以对所研究经济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找出序列间的因果关系。
三、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进行协整分析以前，必须先检验变量是否是平稳的。需先对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LGS）和北京市GDP总量（LGDP）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的方法为ADF检验。先对原序列进行ADF回归，得到ADF统计量，如果ADF的值小于给定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原序列为平稳序列，否则原序列为非平稳的，我们进而对原序列的一阶差分，二阶差分或高阶差分进行ADF检验，最终确定其单整阶数。本文使用Eviews4.1软件对时间序列LGDP和LGS进行ADF检验，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在表1中，DLGDP和DLGS分别表示LGDP和LGS的一阶差分，D（DLGDP）和D（DLGS）分别表示LGDP和LGS的二阶差分形式，（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其中C＝0表示不含常数项，T=0表示表示不含时间趋势项。从表1的检验结果来看，LGDP和LGS均未通过5%水平的单位根检验，说明北京市GDP与财政科技拨款都是非平稳数据。同时可以看到，北京市GDP序列的一阶差分DLGDP也没有通过显著性5%水平下的单位根检验，说明DLGDP依旧为非平稳序列，虽然财政科技拨款的一阶差分DLGS通过了显著性水平5%的ADF检验，但其并不能通过显著水平1%下的单位根检验，所以其仍为非平稳序列。而通过表1最后两行结果我们可以得知，序列LGDP与LGS的二阶差分D（DLGDP）和D（DLGS）都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ADF检验，由此可知LGDP与LGS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得到LGDP－I（2），LGS-I（2）。
（二）协整检验
由上部分可知，平稳性检验的结果是LGDP，LGS都是二阶单整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可以对LGDP和LGS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的目的是看LGDP和LGS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的关系。按照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两步检验法，在只有两个时间序列时，只可能存在一个线性的协整关系。这种情况下，E-G两步法显得非常有效。首先用OLS方法对LGDP和LGS进行协整回归，估计两序列的长期线性均衡关系。如果回归参差et是平稳的，那么LGDP和LGS是协整的，也就是说，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通过最小二乘法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LGDPt=6.825846271+0.615806951×LGSt
（32.20831）
R2=0.95，D・W・=1.714
由回归方程各参数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且无序列自相关。
由于协整回归中已含有截距项，则模型中无须再用截距项：
对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由于检验统计量值-4.265015小于置信水平1％的临界值-2.847250，说明该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证明LGDP和LGS之间是协整的，二者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
（三）因果关系检验
上文得到的协整检验结果告诉我们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协整关系检验并不能确定二者是否具备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只能说LGDP与LGS之间具备了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可能性。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即是由财政科技拨款的增加带来经济的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带来财政科技拨款的增加需要进一步验证。
通过Eviews软件对1994~2006年的北京市GDP和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表2：
从表2可以发现，当滞后期为1的时候，LGS不是LGDP的格兰杰原因的可能性仅在1.587%，可以拒绝LGS不是LGDP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得出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构成北京市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LGDP不是LGS的格兰杰原因的可能性为7.147%，不能拒绝5%显著水平下的原假设，说明北京市经济增长对财政科技拨款的投入促进作用不显著。所以，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北京市科技投入对北京市经济增长构成单向因果关系。
四、结论
本文利用1994～2006年的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与北京市GDP样本数据，对北京市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与北京市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它们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尽管各自的增长是非稳定的。但通过协整检验，从长期而言，它们之间却构成了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北京市财政科技投入与GDP建立的长期均衡模型中的系数可知，0.615806951是北京市GDP关于北京市财政科技拨款额（GS）的长期弹性，即财政科技拨款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相应增加约0.65个百分点，表明北京市财政科技投入对于北京市经济增长有较为积极的拉动作用，但是可能由于科技投入转化为GDP的增长是个复杂的过程，科技投入对GDP的拉动作用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相反，北京市经济增长对北京市科技投入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
（一）积极调整科技，强化财政科技投入
针对北京市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现状，积极调整科技，强化财政科技投入已毋庸置疑，要充分发挥财政带头增加科技投入的作用。作为政治主体和社会管理主体，对重大科技发展方向和公共性项目的选择上具有一定优势。任何时期都不可以忽视财政科技投入的主导地位，即便是在全社会科技投入体系形成后，也不能放松财政科技经费投入的重要作用。即使非自筹资金的增加，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减少财政科技经费投入的力度。
（二）完善科技投入的法规，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的结构
要建立、健全科技法规体系，把财政科技投入纳入到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上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关键就是对公益性科研活动和公益性的科研机构加大支持力度，合理配置财政科技经费，明确各类经费的功能，实行分类管理，避免重复交叉。
（三）建立一套完整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体系
所谓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体系就是指采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一法，对照统一制定的评价标准，按照绩效的内在原则，对科技投入的实施过程及其效果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衡量比较和综合评判。通过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体系，可以准确评价北京市科技投入的绩效，是提高投入效率、规避投入风险的需要，通过定期的评价，可有效地发挥资源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进而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单红梅.1991～2003年间中国科技投入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J].系统工程,2006(9).
2、米传民,刘思峰,杨菊.江苏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1).
3、王海鹏.中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J].系统工程,2003(7).
4、李子奈.计量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一、江西省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一）江西省经济增长情况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江西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从2002—2013年连续十多年持续接近两位数增长。GDP总量从1994年的948.16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24757.5亿元，增长了近26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率为10.96%（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江西省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较大，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入中低速。
（二）江西省财政收入情况随着江西省经济增长速度和水平的提升，财政收入总量不断加大，江西省财政实力明显增强。从2002—2013年，江西省财政总收入一直以2位数的增速保持着快速、稳定的增长。2004年江西省财政总收入总量首次突破200亿元，2019年达到2486.5亿元（见表1）。从中部地区各省份地方财政收入指标来看，江西省地方财政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从统计数据来看，1998—2013年江西省地方财政收入总量一直在中部排名第六，在中部地区处于垫底位置。江西省财政收入的规模和经济总量都在不断扩大，且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基本保持同步。同时也可以发现，江西省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在某些阶段高于GDP增长速度。
二、比较情况分析
（一）GDP与财政收入横向状况比较从1994—2019年江西省GDP全国排序（图2）看，江西省经济总量全国排名总体比较靠后，最好的名次是12，最差是16，大部分年份都在14位上下徘徊。1994年以来，江西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总量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2013年，江西省GDP全国排序上升为第12名，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在中部六省垫底。
（二）财政收入规模的纵向比较分析财政收入的纵向比较可以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财政收入弹性两方面入手。1.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分析财政收入总量占GDP的比重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从全国情况看，1994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0.83%，1995年下降到10.27%，1996年之后开始逐渐回升，到2019年上升到19.21%。从江西省的数据看，从1994—2019年，江西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此现象与当时国家大环境相符合。2.财政收入弹性分析财政收入弹性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为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与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比率。江西省财政总收入弹性系数见表2。由表2可以发现，江西省财政收入弹性系数并不总是处于1—2之间，而是徘徊在0.44—2.18之间。当财政收入弹性系数大于1时，说明财政总收入的增速超过了GDP的增速；反之，当财政收入弹性系数小于1时，GDP增速高于财政收入增速。
三、结语
（一）GDP和财政收入在总量上增速明显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江西省GDP和财政收入在总量上增速明显，但是人均GDP和经济总量都处于中部地区的末端，江西省还未从根本上摆脱中部谷底的地位。
关键词：市场经济；财政税收；税务工作
一、引言
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不确定性越发强烈。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的支柱，是国家和的经济行为，税收是维系国家财政与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保证之一。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越发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市场供给，也就带来了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市场经济稳健发展，使市场竞争趋于良性，如何完善市场经济发展的效果，使市场经济的成果贡献于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税收则是国家在不过分干预市场发展的情况下，引导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有效手段。
二、市场经济发展的缺陷
（一）市场调节存在自发性市场调节的自发性指的是部分生产经营者出于追求经济利益的目的，将不合格的产品或假冒伪劣产品引入市场进行销售，而不顾市场规律和职业道德，利用市场监管的漏洞，赚取不义之财，罔顾人民群众的健康和食品安全。这样的自发调整也会导致社会阶层的过度分化，阻碍社会的长远发展。
（二）市场监管存在盲目性无论市场规模如何，大多数经济参与者也只能够负责与自己相关的那部分工作，使分工更加精细化，但每个人也无法掌握市场的全部信息，更无法左右市场发展的方向。信息不全，往往造成经营者的决策产生偏差，导致决策失误或资源浪费。
（三）市场调整存在滞后性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数量及提供的商品数量随着市场价格波动而缓慢变化，这个变化虽然紧跟市场价格波动，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在特定情况下将导致经营者决策的最佳时机，人、财、物的浪费由此产生，经营利润随之下降。
三、财政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税收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国家降低财政税收可以有效缓解人民税务压力，提高了可支配收入，随之带来消费水平的增强，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民消费水平是正相关关系，消费水平提升，必然带来市场经济发展的快速发展。因此，财政税收的降低，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
（二）税收对投资水平的影响除了消费水平，市场经济发展受到投资水平的影响，当人们的投资水平提升，市场经济发展也会提升。当国家财政税收降低，人们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更多的资金投入促使各行各业有更多的发展和前进的动力，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税收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出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财政税收降低，能够使外贸企业成本降低，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大的价格竞争优势，有效推动和促进“引进来、走出去”战略的施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能够有效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财政税收对社会就业率的影响就业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当就业率高，说明市场上劳动力充足，人均收入增加，确保社会稳定健康发展。国家降低税收水平，对企业来说，有更充裕的资金可用于招揽人才，企业敢于并有能力提供更多岗位，从而使就业率稳定增长，而企业有更多筛选人才的机会，也就有了更多更强的发展动力，产品和服务也就有更多创新发展的空间，最终推动市场经济良性发展。
四、财政税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促进资源合理再分配，确保收入公平性市场经济发展的自发性使社会不公平现象频发。财政税收的调节作用能够有效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使社会不公现象减少。随着市场需求日益增大，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也越来越多，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税收成为调节竞争关系的重要手段，而商品价格也受到一定影响，回归到相对正常的范围。此外，通过财政税收还能够更好地平衡市场经济布局，通过税收再分配的方式，缩小不同阶层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使市场经济更具活力。财政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特点，来自于人民，其目的是服务于人民。税收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服务和建设，这些领域必须依靠财政拨款而非市场化的行为来发展。财政税收使这些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服务于人民，保障人民安全、幸福的生活，也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财政税收的调整有助于资源的合理再分配，也调节了不同群体的收入水平，不但服务于经济，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二）有效调节社会需求，促进经济稳定发展财政税收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调整需求总量。当经济扩张时，总需求量急速增长，国家以紧缩性税收和高税率降低需求，以遏制不健康需求的增加，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当经济衰退时，国际采取扩张性税收，扩大减税降税涵盖范围和优惠幅度，刺激社会需求增加，使市场经济保持稳定。财政收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守护者，当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收入予以调整、纠偏，使市场经济转回正规，稳步行进。总而言之，财税手段能够有效保障资源配置，减少社会不公；调整供需关系，确保公平竞争，稳定市场价格；缩小城乡差距，平衡市场格局，激发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三）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激发市场经济新活力国家能够通过税收，实现对不同产业、行业和企业的扶持。以高新技术为例，大量财政税收减免和补贴使它们能够放下包袱，大胆进行开发、研发、创新，从而从每个个体开始启动转型升级，最终促进了整个产业升级，使市场经济的重点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税收的实施也能协调市场上不同产品的利润差额，使产品结构更加合理。这样一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更加有序、有活力。
五、促进财政税收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及建议
（一）强化税收作用，提升税收与经济周期适应能力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都无可避免会遇到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只有更好地了解，并应对这一规律，才能借助各项推动社会经济良性健康发展。。1.掌握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返现概念股，审时度势，做好税收和制度性调整，避免反向调节抑制作用。。
（二）坚持公平为先、区别对待，增强税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适应性财政税收的两大根本属性是公平和效率，税收支撑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公平税收是市场经济的快速需求，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切实有效保障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有公平税收，才有公平竞争；有区别，才有税收优惠的高效落实。税收既要公平，也要有所区分。公平即税收应覆盖到全部市场经济参与者，区别对待则要求税收根据不同发展区域、不同产业，有相应的帮扶，同时要注意在这个过程中尊重市场机制，确保各项落到实处。
（三）效率与公平并重，以税收促进产业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如前所述，效率与公平是财政税收的两大根本属性，在实践过程中，是相互协调和扶持的两部分，对二者均应兼顾，而不是侧重一方，否则不能促使区域发展平衡，扩大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当前我国市场发展迅速，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不确定性因素和经营风险不断增加，要更加重视税收工作，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带动各区域均衡发展，共同进步。
（四）丰富手段，增强税收的调节作用要理清财政税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不断增强财政税收和区域发展以及产业规划的相互协调，以税收配合产业和区域发展目标，引导不同阶段和环节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进入，以促进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另外，财政税收对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转型十分重要，要充分借助税收，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引导粗放式生产经营向精细化生产经营转变，强调研发创新，鼓励产品升级。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基础建设方面，要注重税收对发展第三产业的引导和促进作用。税收要想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做出贡献，就要针对区域、产业，给予优惠、帮扶，从而减小因税收带来的收入差距，并以此带动生产资源和结构的合理流动。税收是调节手段，也是指路旗帜，通过不断调整税收和制度，才能够使税收发挥指导区域和产业各项资源变化、发展、创新、升级的作用，实现税收的普惠性和规范性，创建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
（五）充分借助税收调节优势作用，合理利用内外资源合理利用税收实现对生产资料的调节，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最基础条件。我国当前劳动力充足，土地资源多元化，但缺乏科技和资本注入，这样的现状，必须通过税收，吸引外部资金，通过先进科学的管理措施，注重新科技、新技术、新设备、新方法的借鉴，再配合劳动力优势，实现生产要素的配置升级。为了实现生产要素配置升级，必然要对税收和手段进行升级，才能有效鼓励和引导对外劳动力输出以及外部资源引入的吸引力，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一)工业化水平不高，中小企业融资较难
在工业化水平方面，Z市县域工业经济与地方优势资源不相称，优势支柱产业未形成规模。总体来看，Z市县域工业化基本上处于起步和初创阶段，发展任务非常艰巨。县域经济中的多数企业是中、小企业，布局分散，主导产业尚未形成，整体呈现“小、散、差”特征。产品结构中以原材料及初级加工产品为主，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产品增加值比重低。在企业融资环境方面，县域民营中小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严重不足。金融资源分布失衡，与中小企业实际需求不匹配、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门槛高、银行信贷激励机制和考评机制不完善、针对小型企业融资的金融产品缺失、金融机构服务成本偏高等因素不同程度制约着中小企业顺利融资。
(二)财力事权不对称，财政保障水平较低
一是收入上划，税源匮乏。目前，全市县乡财力少，县本级财力仅能保证发放工资，乡镇保证发放工资都困难，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分税制改革以来，收入增量的大部分被上级集中。如拿走75%，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拿走60%，加之近些年转型、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及部分税率的下调等性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导致了地方税源匮乏。二是支出下移，事权增多。上划收入增加，而地方事权支出规模却不断扩大。县乡要提供义务教育、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等诸多事权，还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近几年，随着调整工资、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刚性支出的增长，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越来越大。地方财力和事权不对称，导致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三)财政供养人员多，县乡负担较重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财政供给人员职数的有效控制，国民经济发展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行政事业单位人员也在急剧膨胀。尽管通过“撤乡并镇”等措施使现有“吃财政饭”的人员增长速度得以控制，但不少地方的行政事业单位依然是“人满为患”，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的提高，而且使大量的“办事钱”变成了“吃饭钱”。“吃饭财政”的现状严重影响到各级财政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四)农村劳动力缺乏培训，技术人员较少
由于种种原因，绝大多数农村子女在初中阶段便辍学，而能考上大学并学成回到县乡创业的人极少;加之土地耕作投入成本高、回报率低，凡是能外出打工的都进了城市成为农民工。而且农村劳动力缺乏正规、系统的技能培训，专业技术人员较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偏低，对新技术和市场信息的掌握及利用程度有限，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二、促进Z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建议
(一)积极推进县域工业化进程
积极推进县域工业化进程，是Z市发展县域经济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一是要围绕资源优势，培育骨干企业。一定要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投资建设一批超亿元的工业项目，着力培植一批聚焦效应明显、特色突出、竞争力强的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拉长产业链条，拉动基础产业，形成支柱产业，提高县域工业经济的整体实力。二是要加快推进工业园区建设，促进工业集聚式发展。把工业园区建设作为做大做强县域工业的主要途径，按照土地集约经营、产业链式延伸、企业集群组合、资源循环利用的要求，科学规划，完善功能，引导资金、技术、人才向园区汇集，着力培育主导产业和优势企业。
(二)大力推进农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
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县域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农业的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考虑，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结构调整。要在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走精细化、集约化、产业化的道路，向农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不断开拓农业增效增收的空间。要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对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的技改贷款，可给予财政贴息或补助。对新办的中小型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如果能带动农户，与农民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给农民带来实惠，应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给以支持。
(三)尽快搭建中小企业投融资平台
积极构建以财政为依托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为县域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担保，为县域初创期的中小企业发展提供“种子”基金。广泛吸引社会和民间投资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发挥创业投资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孵化器”和“启动器”作用。也可试行对企业互助担保机构和商业担保机构提供必要的再担保，推动建立完善的民营企业信用担保组织体系，消除投融资障碍。另外，地方特别是县域还应创造条件，组建创业投资基金，以扶持县域中小企业加快发展。
(四)重新界定县乡的事权与财力
在事权方面，对事关国家整体利益的公品和服务，如基础教育等应由承担;对纯属地方性的公品和服务，如辖区内的行政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环境、经济建设支出等由县乡承担;对属于国家和地方共同事权的．如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村人畜饮水等涉及基本国策、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的支出，可由、省、市、县、乡共同负担。在财权方面，应按照事权与财力相对称的原则，重新划定与地方、地方各级之间的收入和财力分配，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地方财政管理，合理降低上划“两税”比例，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尤其是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乡的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县乡能够拥有基本满足本级履行职责和义务的财权，从而为县域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财力保障。
(五)加快推进县域城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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